年画最早是以门神形式出现的。汉代文献中，已有门神画的记载。蔡邕《独断》：“十二月岁竟，常以先腊之夜逐除之也，乃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荼 ”即“神荼”，“垒”即“郁垒”。传说神荼、 郁垒为兄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章桃树下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者，神荼与郁垒缚以草索，以食虎”（见应劭《风俗通义》）。南北朝时，南朝梁·宗懔撰《荆楚岁时记》，又有“正月一日，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的记载。今天河南开封、河北武强等地年画中的“大吉”（鸡）门画，渊源于一千五百年前的南朝风俗。隋、唐两代，门画形式增多，这点与当时佛教兴盛有关。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经中载有：“大门扇画神，舒颜喜含笑，或为药叉像，执仗为防非。画香台户扇，药叉形执花。若于僧大厨，画神擎美食。……”反映了门神的守卫防凶，已发展到“擎美食”的厨门装饰。到了宋代，年画已渐形成，当时北宋都城开封，每到十二月，除近岁节市上有印制的门神年画外，还有手绘画。如当时著名的画师刘宗道，他“作照盆孩儿，以手指影，影亦相指，形影自分。每作一扇必数百本，然后出货，即日流布”（见邓椿《画继》）。

　　元朝以后，山水、花鸟、竹梅、兰草等形式的绘画盛行起来，人物画渐渐趋向衰落。明代兴起的插图版画艺术日益繁荣，促进了民间木刻年画的发展，不少人物画家、画师继承我国人物画的优良传统，创作了不少民众喜爱的作品，有些至今仍存于世。如蒋三松《南极星辉》图、无名氏《三星图》、《九九消寒之图》、《孝行图》等等。清朝是民间年画昌盛时期，由于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反明，连年战火不熄；清兵入关后，人民久经兵灾马祸，流离失所之苦，希求社会安定，发展农业，清朝政府也欲统一天下后，长治久安。所以康熙皇帝颁布六条“圣训”：“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邻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六条在当时来说，犹如今天的施政纲领，因它切合了百姓愿望，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出现了诸如《孝弟皆天性》、《友弟重天伦》、《忍气饶人祸自消》（苏州康熙年间印）等以反映社会生活和人民思想的民间年画，劝诫世人不要兄弟斗殴对打，要孝父母，爱幼弟；劝人不要一点小事斗争动武。此外还有描绘生儿育女，连生贵子的题材，这是因为明末清初连年战争不断，大批人口消亡，急需劳动力恢复生产。所以清初的年画中，大量出现了《金男玉女满堂欢》、《合家欢乐》、《麒麟送子》等题材的杨柳青年画。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公元1796—1850)，在皇帝酷好戏曲的影响下，北京戏园增多，外地名伶集中京都献艺。从此，民间年画开始出现描绘戏园演出场面的戏剧年画。我国绘画史上出现了写真画师，绘制出了名伶戏装真容。最初是杨柳青戴廉增画店请画师到戏园看戏，画师看戏必携带朽笔和纸，当场画出名伶表演最精彩的情节后，回到作坊再加工。这种戏剧年画刻印后，得到了广大乡村看不到戏的群众欢迎，所以苏州桃花坞、山西临汾、河南开封、山东潍县、福建福鼎、安徽阜阳、陕西凤翔、四川绵竹……先后都以戏曲人物作题材，刻了不同戏种，不同表情动作的精彩戏剧年画，在年画发展史上形成了这一时期的特色。尤其是杨柳青绘刻者最传神。

　　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后，中国社会发生极大变化。显著的一点是：中国屡遭外国的欺侮，割地赔款，开辟租界，加重了农民负担。晚清的民间年画特点，恰好反映了这一时代人民发奋图强，力御外侮的精神。如《法人求和》、《捉拿倭、俄奸正法》、《炮打日本国》、《小儿怒》、《女子爱国》等。反映农民起义的，如太平天国《张嘉祥投降巧刺馆维》，义和团《炮打西什库》等等。此外也有些介绍西方民俗风情的，如《外国人做亲》、《法界马路图》等。这些描写现实社会和时事的年画，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唤起人民觉醒、促进反抗精神的作用，又为革命作宣传，形成了其它画种所难有的特色，也为中国绘画史增加了可歌的篇章。当时在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下，城乡弃农经商的地主大户不断涌向新开辟的商埠，衣锦还乡题材的年画大量出现。如山东潍坊印刻的《人财两旺》、《黄金万两》、《元宝成山》都反映了人民发财致富的梦想，它代替了过去《五谷丰登》、《渔家欢乐》等画题材。此时人民大众喜爱的通俗小说和神话传说的题材，仍是年画作坊不断翻刻的画样，如《三国演义》、《杨家将》、《说岳全传》以及《麒麟送子》、《群仙祝寿》、《三星高照》等，各地年画中都曾反复出现。东南沿海一带的人们，曾随船漂洋过海到域外经商谋生，但他们并未隔断故土乡情。为了使海外侨胞新年与故乡亲友共度良辰，广东佛山、潮州、福建泉州、漳州、广西南宁等地区的年画店，印制了具有乡土民俗气息的“纸马” （功德纸），供当地和海外同胞新年时祛灾迎福、焚化祀福之用。它虽然在过去曾作为一种焚化或弃置在路头桥旁的祛灾之物，但仍不失其为过年时出现的木刻版画之品类。像广西南宁的《驱邪获福之巫符》，广东佛山《接引贵人符》等，图上的人物形象，都具地方与民族特色。尤其是云南大理一带白族新年时贴用的灶王，如《东厨司命九巫灶君》，不仅人物衣着和当地袍服一样，形象也如当地人朴实善良。民间木版年画里的这类品种，因有一定迷信色彩，而且多在祀神祈拜后焚化，故很难收集到，这就使得民俗研究者和版画史家非常珍视。 

　　辛亥革命后，反映这次重大变革的年画，陆续在各地作坊绘刻印行。如福建漳州刻印的《革命大戏武昌城》，苏州桃花坞彩印的《上海通商庆贺总统万岁》，山东平度刻印的《炮打南京》，安徽芜湖刻印的《民国军女大元帅攻打北京》，天津杨柳青印绘的《五族共和，南北统一》等，都是具有时代气息和历史价值的珍品。公元1915年随着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丑剧出现，接着军阀混战以及日、德在我国山东青岛开战……这些生民涂炭的事件，在各地民间年画中，一一被刻画出来，它充分体现了民间木刻年画艺术的价值。辛亥革命前，曾有进步人士彭翼仲在《京话日报》上提倡年画改良，主张刊印些反映进步思想的年画；辛亥革命后，直隶(河北)巡按使公署天津教育司以石印油墨印刷方法，印制了一些“改良年画”。有《破除迷信》、《阿豺》（教育人民团结对敌）、《信实》等二十多种。从此天津开始有了石印年画出现。这类石印年画的题材，全都是从木版年画中汲取而来，但开幅较小，售价亦廉，在当时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的情况下，木版年画市场渐被廉价的石印年画占领，各地木版年画作坊惟有刷印门神、灶王等，以应新年时民间风俗点缀环境之需。抗日战争爆发后，千百年发展下来的民间木版年画艺术，到此已奄奄一息。继之而起的是抗日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的美术家们，他们配合战争形势刻绘了不少鼓舞战士的年画。如韩尚义、彦涵等刻的《抗战门神》等等，为今天新年画开辟了一条新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曾对包括年画在内的传统工艺美术实行过抢救和保护，但是，时间不长，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的“破除迷信”、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木版年画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受到商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旅游业的冲击，传统民俗发生变异，传统年画处于灭绝的边缘。

　　我国在2004年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积极履行缔约国责任，探索并实践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理念与方法，重新使十几个民间传统年画产地的仅存的作坊和民间艺人得到了重视和保护。抢救和保护工作正在进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