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民间年画作为一个绘画种类，从属于中国民族绘画艺术的范畴，是“中国绘画的一种体裁”，但由于它具有许多不同于其他画种(主要指文人画、院画、宗教画等)的特点，所以，它在从属于这个大范畴的同时，又可以独立出来，自成体系。

　　一个绘画体系是由多个与之相关的事物与意识构成的整体。考察传统民间年画，可以看到，它不仅具有独特的形式感及其相关的现象，也有隐含于其中的区别于其他画种的精神、观念、审美理想等意识内容，更重要的，它还拥有指导创作和审美的理论——民间画诀。这些因素，不但使民 间年画自成一体，且呈现出形式感与内蕴的两个不同层次，外在的形式感(形式美)因素作为隐含的意识内容的物化形态，形成了民间年画作为一个绘画体系所需要的表层结构，具体落实在造型、色彩、构图等形式方面；民间画诀作为民间年画创作、评介的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是年画体系 不可缺少的因素；民间年画的深层传统，则是它作为民间文化的一个具体事象所表达出来的民众信仰习俗、道德伦理、艺术观念、情感心态等精神内蕴。

　　主观意象性的造型

　　传统民间年画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主。汉代出现的“门神”雏形描绘的就是神荼、郁垒两位神人形象。南朝梁宗懔撰写的《荆楚岁时记》虽然记载了画鸡、虎于门充作“门神”的风俗，但后世年画中以动物为主的题材所占比例并不大，风景、器物在年画中也多处于从属地位，或作为衬景，或作为补充。年画终归是以表现人物为主的，其造型等形式因素亦是指人物而言。它的造型手段采用的是传统绘画的线条形式，但并非将传统的线型拼凑、相加，而是综合了多种传统技法的用笔，如“十八描”中的兰叶描、钉头鼠尾描、流云描、铁线描、游丝描等，还大胆吸收了外来的“泰西笔法”，创造出独具一格的造型体系。

江苏桃花坞 “仿泰西笔法”百子全图 纵47cm 横47cm 王树村藏

　　年画的人物造型不同于西方的体面表现法，与中国传统绘画的造型亦有所不同，它属于主观意象派，即具有强烈的主观倾向的夸张变形、概 括综合、写意传神特点，是主观意象的造型观，同时又兼有“原始造型法”的遗韵。如求整求全，单摆浮搁，互不遮挡。年画中人物的造型，对主要 部位，如脸部，力求作全正面的描绘，不得已再作“八分脸”，很少出现“五分脸”(即侧脸)，背脸则几乎见不到。从人物造型的总体效果来看，主观色彩强烈，缺少自然形象的真实感，但它却从另外一方面—艺术的意象上达到了真实。即“通过某种错误的绘图，正确地再现了物体”(鲁道夫•阿 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

　　这种主观意象的造型特点有二：一是意象的变形夸张；二是它具有综合概括性。

　　意象的变形夸张，带有极强的主观意识，不是按自然物象的结构、比例，而是依从主观知觉和经验体认。以福建传统年画《神荼郁垒》门神为例，这两位神人的造型在人体结构、比例关系上没有解剖、透视可言，它把人物作了横扩短缩的变形，面部五官也是传神写意的夸张（ 如豹头、环眼、长髯），两位神人不是现实人物，他们来自《山海经》神话故事，故此，这种变形夸张不是依据自然实体，而是服从于驱邪避鬼、镇宅御凶功能和对于神的崇拜心理需要，唯其虎背熊腰，面目狰狞，形象凶悍，方能拒鬼祟于门外，才能与其传说中的功能和人们对它的认知形象相吻合。

福建漳州 神荼郁垒 王树村藏

　　来自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也具有这种概括夸张、取意传神的倾向。山东传统年画《秦琼、尉迟恭》门神，虽是历史人物，但由于被视为门神，故其形象也有着作为神灵的特征，这主要是由于“门神”所具有的驱邪逐魔之功能使然。

　　随着“门神”观念的发展与扩大，出现了“武门神”与“文门神”之分，前者对武将力士多从其状貌、姿态上加以夸张，造型古拙、健劲；后者多为现世朝官童子，其造型多仿现实人物，或威仪雍容儒雅；或神态顽皮可爱。神人仙翁的造型也靠近世俗凡人。尽管“文门神”的夸张变形较“武门神”弱些，但其综合概括的特点更加明显。这些造型的差异似乎是形式的变化,实际上是他们所具有的福、禄、寿、喜功 能和人们希求吉祥瑞庆的心理使然。“文门神”的人物造型就是源于这样的主观意象的，其夸张变形、综合概括性如同“武门神”一样，仍然不是形态的夸张变形，“而是意念观念的变形”。

山东潍坊 秦琼 尉迟恭 纵40cm 横24cm（单）王树村藏

山东潍坊 五子门神 纵38cm 横23cm（单） 王树村藏

　　这种以主观知觉、意象、意念为依托的造型观念在传统民间年画和民间画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画诀中就有“将无项，女无肩”，“文人 一根丁，武人一张弓”的说法。这种夸张的描绘固然是长期经验的总结，但更是长久以来积淀的对“文人”、“武人”的认知结果在绘画中的表现。 意象的夸张变形打破了比例透视关系，呈现出“原始造型法”的意趣，使人物造型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

　　年画的综合概括性，即人物造型多从大的结构着眼，突出主要特征，减免细节，把人物类型化、程式化。这一点在戏出年画的人物脸谱和画诀的人物“八形说”中表现得比较突出。戏出年画人物形象皆来自京剧或其他地方戏中的生、旦、净、末、丑等角色，绝大多数人物仿舞台装扮，人物面部也相应地采用了戏剧脸谱的形式，而脸谱本身就是高度概括人物性格、形象的艺术形式，它多为净角所用，借以表现人物的忠勇善良或狡诈阴 险。戏出年画把戏剧舞台的表现因素应用于绘画，是因为年画这一艺术形式适合于脸谱的表现特征。它象征性的色彩如“红色表示忠勇，黑色表示耿直，白色表示奸诈”（《辞海》“脸谱”条)，程式化、符号化的图案，都契合了年画描绘人物简练、单纯、明朗的要求，不仅具有装饰之美，也有 突出、强调的艺术表现力。年画人物造型的综合概括性在画诀的“八形说”中得到了集中体现。现举其中两则为例。

　　老者：抬肩、屈背、呆容、硬膝、转身慢、步平、手战(颤)、起迟、立歌、支杖、头摇摇点点。

　　武者：威容、眉锁皱、挺胸脯、腰劲直、步阔、侧立不可立、肘屈如抱月、手作推舟势。

天津杨柳青 战宛城（武将） 王树村藏

　　上述“老者”与“武者”是对多个具体形象进行综合概括的结果，它们拥有这两类人物的一般特征。“人物八形”是对八类人所作的形象概括，它不仅是戏曲表演艺术方面，也是民间画工创作戏出画和其他艺术方面，都可通用的艺术诀窍。民间年画，尤其是戏出年画注重故事情节，人物的内部联系，在造型上注意大效果，脸部和形体姿态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程式化倾向，人物形象也有雷同性，不谙故事内容和其中人物的观赏者，有时 不易分辨出具体人物面目，对此，民间画工把传统的“榜书”形式引入民间年画，即在人物旁边标出姓名，帮助观者识别，这不失为解决年画在人物 造型上的限制的一种辅助方法。

　　综上所述，民间年画的人物造型是主观意象性的，其主要特点是依据民间年画创作者的知觉和主观意象而产生的。它在服从形象的功能与欣赏趣味需要的同时，又被赋予了浓厚的感情色彩，充满了奇妙的想象，人物造型和以之为主构成的情节、场面，富有浪漫主义的写意传神性。

　　人物造型如此，山水景物、鸟兽花卉、博古鱼虫的造型也深受影响，常与喜庆吉祥的含义相包容。可恶的老鼠在《老鼠娶亲》年画中变得有情有趣，诙谐滑稽。凶猛的老虎或为镇宅之瑞兽，威慑百祟，或为童子兜肚、帽头，形似“艾虎”，憨稚可爱。其他如凤穿牡丹、鸳鸯戏水 、鲤鱼跳龙门、鹿鹤同春等年画内容皆取意吉祥，其造型附着吉庆祥瑞的意念，极富装饰性，统一均衡，协调对称，呈现出一种理想之美，与人物造 型的特征合二为一，共同构筑了民间年画独特的造型体系。

湖南滩头 老鼠娶亲 王树村藏

　　观念性的色彩

　　民间年画的色彩不同于其他绘画种类。它不采用西方绘画的条件色和中国传统绘画的固有色，而多用原色，这是由年画以木版套印着色的制作方法所要求的。多用原色、少用或不用间色也是其他民间美术品种的赋彩法则。其特点是对比鲜明、强烈、主观、随意、概括、夸张、象征。

　　民间年画的色彩是由单一向多样发展的，它在不断丰富的过程中，继承了传统绘画尤其是工笔重彩人物画、宗教壁画的绘色方法，又吸收了传统的其他民间艺术品好尚原色、艳色，明快清新的特点，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风格。年画画面呈现的效果，一般说来，与旧历新年期间的喜庆、欢乐气氛相适宜：火红热烈，庄重、新鲜、活泼，注重装饰趣味，不求与生活中的人物、动物、花草、鸟兽、鱼虫的本色吻合，而遵从“年画要新鲜，才能中人意”的原则。

　　民间年画历来有赋予色彩以象征意义的传统，一切色彩都富于意念的内蕴。从五色代表五方乃至“五行”到黑白的阴阳含义等等，莫不如此，这也正是中国绘画传统之一。在民间年画为代表的民间绘画中，色彩的象征意义贯穿始终。以关公这一形象为例，他本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因其忠勇无私，贤良公正，逐渐被后人神化，奉为“关公大帝”。年画中的关公（关羽）像，几乎全部把面部涂为红色。于是“红脸关公”成了人们约定俗成的形容人品刚直端正的用语。人物脸谱也是赋予色彩象征意义的典型。红色自古象征喜庆吉祥，年画多呈红色为主的暖色调。后来，色彩逐渐丰富，但运用得最多的仍为红、绿、黄、蓝、紫、黑等几大主色。

天津杨柳青 关公像

　　随着地区、风俗、生活环境、风景地貌、审美观念等的差异，年画的色彩又出现了不同的地方风格。如杨柳青年画多用中间色，色调柔和、典雅、清丽。“开脸”法的采用，使仕女、娃娃的形象粉嫩鲜酥。河北、山东、陕西等地农民自己制作的年画，色板少，色块整，色彩强烈，对比效果更为鲜明。各地根据本地区出产颜料的条件，在年画作品中采用不同的色系，使地方特色更加明显。福建漳州盛产漳丹，画面多以红色打底；广东盛产银铢，画中多用“铜衬”、“纸写”等剪纸手法，有金裹银嵌的效果。河南朱仙镇是中国最古老的年画产地，宋代到现代的传统木版年画，一直采用古法，用植物和中药泡制颜色，最多的一种颜色用二十余种植物和中药。此种方法制出的颜色，经久不褪，日照不衰，是古代民间颜料制作的秘诀之一。还有的地方用苏木红、藤黄等植物颜料，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皆来自地方生产习俗，亦为取色方便。

　　民间画工对色彩的运用，颇为讲究，画诀中有大量关于色彩的口诀，如“软靠硬，色不愣”，“黑靠紫，臭狗屎”，“红靠黄，亮晃晃；粉青绿，人品细，红忌紫，紫怕黄，黄喜绿，绿爱红”等。同是妇女，也要随年龄的变化，改换衣服颜色，“女红、妇黄、寡青、老褐”即是女性随年龄更换服饰色彩的画诀。这些口诀比较概略，仅在大效果、主调子上作规定，这些法则也不是既定不变的，它们在实际应用中很灵活，有时也不遵从画诀，不尚“粉本”，而是根据人们的习俗好尚、审美趣味来择色。武强年画厌用紫色，恐与当地的恶紫习俗和心理有关；杨柳青大画店如戴廉增、齐健隆两家生产的精品忌用原色，不但与市民欣赏口味相适，也是投宫廷、王府、大户人家所好，追求文气儒雅，强调绘画效果，尽力掩饰“版味儿”。在实际操作中，“粉本”和画诀所规定的用色标准，常被民间画工、印工加以主观改换、删补，随意性很强，逐渐形成了年画色彩不法自然色，不尚固有色，随心所欲，“新鲜就中”的随意赋彩特点，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意象性。它与年画的造型实质相契合，形色相生，具有浓郁的浪漫气息。

天津杨柳青 采莲舟 戴廉增画店 纵57cm 横101cm 王树村藏

天津杨柳青 文武财神一堂聚会 齐健隆画店 纵56cm 横101cm 王树村藏

求满的主观性构图

　　民间年画的构图特点是饱满均衡、整齐，讲求装饰效果，具有概括性和程式化的趋势；同时在物象的取舍和安排上又有很大的随意性，服从主题表现的需要，即按内容决定构图形式，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

　　年画的主体是人，所以构图的重点仍为人物的安排，但是背景、中景及近景的选取和布置也同样重要。景物作为陪衬起着渲染、烘托主题的作用。民间流传着这样四句顺口溜：“取样并不难，须有一慧眼，新景奇样到处有，看你选不选。”由此可见，重点在于选择。年画的物象景致来自生活，但并非照搬实物，须加以取舍、提炼、综合、概括。民间画工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故事人物构图起稿的“八字要诀”，即真、假、虚、实、宾、主、聚、散就是关于年画的人物构图的宝贵经验。前四字是在起笔构图之前，对故事中的人物如何处理，背景环境应如何安排的要诀；后四字则是起稿作画时，对主次、正反、忠奸、善恶等人物作具体安排的法则。在表现风俗、风景、动物、花草题材的年画中，也常用概括简化、夸张虚构的手法进行构图。这类题材讲求所谓“意、理、功、趣”，这是针对表现内容的差异而应用不同的构图规则的证明。视内容决定构图是年画的一大特色，这便为主观意象性在构图中的表现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以戏出年画为例，为了突出主要情节和人物，往往按需要随意添加或删减有关或次要、无关内容 ；或者把不同时间、场合发生的事件、出现的人物集于同一画面。《单刀会》描绘的是关羽带周仓前往东吴赴宴，席间佯醉，挟鲁肃赶到江边，得以安然返回的故事。画中绘赵云、诸葛亮乘船来接，而后者此时不应在场，但因诸葛亮与此事有关，故画中将他绘出，却并不使人感到勉强、多余。同样《打韩昌》只绘出女将杨排风奋力战韩昌的情形，而此前孟良、焦赞与韩作战的场面被删去了，因为他们与本题所要表现的韩杨之战关系不大，若勉强附加上，则会喧宾夺主。画面中的道具也简化为一张桌子，它充作何物，要依据内容而定，城墙亦可，大门亦无妨。内容决定构图方式的特点，使年画的构图多样化了，有放射状的主从关系的构图，也有连环画的条块状或随意自然的分割，还有“通景”式，多见于条屏和灯方(灯画)之中(既是一个独立画幅，又可以作为局部与其他画面连接起来，构成更大的画面)。从透视的角度看，年画的构图继承了我国传统绘画的散点远视法，同时又兼有“平视体”的平铺并列、不分层次，互不遮挡的性质，打破了时空限制，随主观意愿和心理需要，自由地组合物象，常有人大于景、房高于树的“倒透视”画面出现，呈现出“原始造型法”的稚拙意趣，具有浓郁的装饰效果。可以说，民间年画的构图也同造型、色彩因素一样，是求吉纳祥心理和认知观念的反映，属于主观意象的构图法则。

 天津杨柳青 单刀赴会 纵59cm 横95cm 王树村藏

　　总之，年画艺术的特点，主要反映在造型、色彩、构图等三个形式因素综合的结果，这三个形式因素的重要特征——主观意象性，使年画在艺术形式和风格方面，随着地理环境、社会历史、风俗好尚、审美趣味的不同而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如全国几个主要年画产地各有各的风格：杨柳青的院画风味；山东（以潍县为主）浓郁的民间气息 ；苏州桃花坞的文人画趣味；武强的纯农民画风格和四川绵竹的漆彩画大写意效果，等等。这些产地的年画，既有风格的差异性，又有题材内容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是整个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文化心理、情感心意的反映。年画艺术的不同地方风格，从表面上看，源于年画的形式感因素—造型、色彩、构图的不同及题材内容的差异，而实际上，却是这三个要素的共同特征—主观意象性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已。而在以主观意象性为总体特征的年画形式因素的背后，山川风物、文化历史、信仰风俗、生存环境，乃至方言土语，都对外在形式起着内在的规定作用。内心世界中林林总总的认知、经验、感悟外化为意象符号，见诸年画形式因素，于是形成了传统民间年画作为独立的绘画体系艺术上的最重要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