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产生以后，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书写形态，从大约公元前3000年前的甲骨文至今日所用的楷书，字体的演变从未停息。

　　甲骨文

　　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龟甲兽骨文”，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由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偶然发现的。其出土的地点是殷墟，位于现在的河南安阳小屯村。迄今已发现大约10多万片甲骨，4000多个单字。

　　甲骨文是商朝后期（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所记载的内容，不仅有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还有天文、历法、医药等。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凡事均要进行占卜，并将所问之事契刻于甲骨上。

　　在占卜的时候，先将龟甲或兽骨加热，使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就是“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根据“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

　　甲骨文已经是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根据目前已经辨识的甲骨文字，汉字之“六书”均有体现，具备了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甲骨文中，除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外，还有相当多的形声字，约占总数的27%，可见它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图1：甲骨文字举例 门 矢 眉 象 鸟）

　　甲骨文仍保留许多原始图画文字的特征。从甲骨文的书法风格，也可以看出商朝社会发展的一些历史轨迹。甲骨文的发现，把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多年。

　　金文

　　金文，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古代铜也称金，故其铭文称为“金文”或“吉金文字”。商周是青铜器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故其铭文又称“钟鼎文”。所谓青铜，其实是红铜、锡或铅的合金，因颜色呈青灰色，故称。

　　金文比甲骨文出现稍晚。其内容主要是关于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金文的书体，基本上属于“籀书”，或称“古籀”。商周时期，金文很多被铸在青铜器内侧，其铭文可能是按照墨书的原本先刻出铭文模型的陶范，再铸造出来的。（图2：毛公鼎铭）

　　金文始于商代早期，下迄秦灭六国，大约1200多年。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早在汉代就已有出土，至今发现的各种青铜器达数万件。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已识别的有2420多个。根据青铜器的年代与金文风格特点，金文大体可分为四种，即：殷商金文、西周金文、东周金文和秦汉金文。

　　商代青铜器铭文较短，最长的也仅40字左右。西周时出现了长篇铭文。如周康王时的小盂鼎，有400余字；最长的是周宣王时的毛公鼎，多达497字。西周金文大多为周王室官吏所作。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国的金文开始大量涌现。秦始皇一统天下后，金文逐渐开始衰退。

　籀文

　　籀文是古代汉字的一种书体，因见于《史籀篇》，故称“籀文”，又称为“大篆”。《史籀篇》是中国古代最早见于文献著录的一部字书。班固《汉书·艺文志》、许慎《说文解字》均认为是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原有15篇，现存于《说文解字》的有223字。

　　籀文出现于西周晚期，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秦国。籀文字体与秦篆相近，而字形构形多重叠。籀文的代表为今存的石鼓文。隋唐之际，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发现了10个石碣，有些像鼓，起名为“石鼓”。每个石鼓上都刻着一首诗。这些石鼓文刻于春秋战国之际，是流传至今中国最早的刻石文字。

　　北宋嘉祐、治平年间，先后在不同的地方发现了3块刻字石头，名为《告巫咸文》、《告大沈厥湫文》、《告亚驼文》，内容都是秦王诅咒楚王，后人称之为“诅楚文”，作于秦惠王或秦昭王时。

　　《石鼓文》《诅楚文》皆战国中期秦国作品，两者皆属大篆，其中绝大部分和小篆字体相同。

　　六国文字

　　六国文字，即秦国以外的东方六国文字，又称“六国古文”。六国指的是齐、楚、燕、韩、赵、魏。战国时期，书写工具和材料发生了变化，用毛笔书写于竹帛开始流行，各国文字呈现出浓厚的地方色彩。除秦国文字墨守春秋以前正统文字的字形，六国文字与春秋以前文字相差很大。

　　六国古文字体基本上比大篆简化。现在所知六国文字，主要以孔壁古文为代表。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 这些古书都是用战国时期流行的篆文写成，故名“古文”。《说文解字》中收录六国古文396字。

　　六国古文最可靠的资料，是散见于三国时魏国《三体石经》残石中的古文。所谓三体，即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三体石经》，又名《正始石经》《魏石经》，是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241）所立。此外，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陶器、兵器、货币等上面也都有六国文字。

　　篆文

　　篆文，即篆体字，是汉字五种字体（篆、隶、楷、行、草）中出现和发展得最早的一种。篆文分为大篆、小篆。广义的大篆是指秦朝以前的甲骨文、金文、籀文和六国古文，小篆则指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通行的文字。

　　秦始皇灭六国，下令臣工造新字。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李斯等人所造文字，“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秦代金、石刻文多出自李斯之手，他也被尊为小篆之鼻祖。（图4：《仓颉篇》兰陵孙星衍大梁抚署, 清乾隆50年[1785] 国家图书馆藏）

汉代隶书开始流行，小篆的地位被取代。唐玄宗时，篆书一度又受到重视，李阳冰被赞为“李斯之后的千古一人”。清朝是篆书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乾隆皇帝还下令创制了篆书32体。

　　隶书

　　隶书，又称“隶字”、“古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字体。隶书分秦隶（古隶）、汉隶（今隶）两种。关于隶书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一般认为，隶书“佐助篆所不逮”，是小篆的一种辅助字体。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在“书同文”过程中，令李斯等人创立小篆，又采纳了程邈整理的隶书。《说文解字序》中说：“初为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与小篆不同，隶书化圆转为方折，使书写更为便捷。

　　隶书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萌生期（春秋战国）、蜕变期（秦至西汉前期）、成熟期（西汉中期）三个阶段。从字体形态上看，隶书的形成经过了解散旧的字体结构和隶书笔画的格式化。现在见到的古代隶书，以东汉时期的《熹平石经》《曹全碑》《张迁碑》最为著名。（图5：《曹全碑》（部分） 东汉 中平二年（185）刻 明万历初年出土于陕西颌阳旧城，1965年移西安碑林。此碑是王敞等人为颌阳县令曹全纪功颂德所立明拓本 国家图书馆藏）

《曹全碑》（部分）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小篆是象形体古文字的结束，隶书则为改象形为笔画化的新文字的开始。

　　草书

　　草书形成于汉代，是为了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而成。许慎《说文解字序》中说：“汉兴，有草书。”崔瑗《草势》也说:“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具体说来，草书对于隶书的改造，主要是通过简化、省略与连笔来实现的。唐代书法家张怀瓘在《书断》中认为，草书的特点是：“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

　　草书有章草、今草和狂草之分。章草起于西汉，盛于东汉，字体具隶书形式，字字区别，不相连接，接近行草。有人认为章草因东汉《急就章》的“章”而得名。（图6：元代 邓文原书《急就章》）东汉末年，章草进一步简化，脱去隶书笔画行迹，上下字之间笔势牵连相通，偏旁部首有简化与互借，产生了“今草”。今草即现今通行的草书，又称“一笔书”。到了唐代，又出现了“狂草”，亦名“大草”，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狂草因省笔较多，难以辨认，其审美价值高于实用价值。（图7：唐 张旭草书《心经碑》）

　　草书不是没有法则可循。自章草起，草书的法则就已基本形成，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书写。

　　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是为了弥补楷书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难于辨认而产生的。“行”是“行走”之意，它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不像楷书那样端正。实际上，行书也可视为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

　　关于行书的起源，唐代书法家张怀瓘《书断》中说：“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故谓之行书。” 刘德升是东汉末期书法家。其书法字迹妍美，风流婉约，务求简易，行云流水，独步当时。三国时魏国钟繇、胡昭皆从其学习书法。东晋时期，王羲之将行书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地结合起来，使行书成为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宗。行书因其书写快捷、飘逸易识，深受后人青睐。

　　行书的主要特点：一是大小相连；二是收放结合；三是疏密得体；四是浓淡相融。其中，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图8：《兰亭序》 东晋王羲之 公元353年 行书 唐摹纸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兰亭序》

　　楷书

　　楷书，又称“正楷”、“真书”、“正书”，即今天使用的正体字。据《辞海》，楷书“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楷书的结构与隶书相比没有多大变化，写法却有所突破，字体方正，横平竖直，易于辨识，可作楷模。

　　楷书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萌芽期——秦汉；发展期——魏晋南北朝；繁荣期——隋唐五代；守成期——宋元明清。楷书发展初期，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东晋以后楷书分南北两派。北派带有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风格质朴方严；南派疏放妍妙，长于尺牍。

　　唐朝是楷书发展的鼎盛时期，书体成熟，名家辈出。楷书四大名家中，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皆唐代书家，仅赵孟頫是元代人。唐朝末年，楷书发展至顶峰，风格过于规整，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北宋时期，苏东坡开创了丰腴跌宕、天真烂漫的“苏体”，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图9：《玄秘塔碑（局部）》唐柳公权）

《玄秘塔碑（局部）》唐柳公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