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间年画
王树村
“年”与年画
年画的作者多是民间画工，在轻视群众艺术的封建社会里，当然难以把民间年画作为美术史的组成部分。然而刻印年画由来已久，早在宋代《武林旧事》小经纪条里，就有这行业，那时叫“纸画儿”。清代时南方叫“画张”。道光年间顾录的《清嘉条》说：“卖画张者， 聚市三清殿，乡人争买芒神春牛图。”北方叫“画片”，“每至腊月， 繁盛之区，支搭席棚，售卖画片”。（敦崇《燕京岁时记》）。直到光绪末年，天津杨柳青齐健隆画店因受彭翼仲（贻孙）在报上提倡年画改良的影响，刻印了一些宣传《满汉平等》、《女子求学》等新画样，并刻有“请看看吧，齐健隆出了改良的年画咧”；民国二年（1913）， 直隶巡按使公署天津教育司又出版了一些《破除迷信》、《程门立雪》等石印画，上有“改良年画”图章。由此，“年画”这一个词遂被沿袭下来。“年”字《说文》解释说“谷熟也”，也就是象征丰收。俗语说“好年成”、“好年景”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把春节贴的这种广大农民喜爱的画称为年画倒是合理的。
过去木版年画的内容，多是农民喜爱的《五谷丰登》、《瑞雪丰年》、《新年吉庆》等，象征农业丰收，生活美好的吉利题材为主，画面上常是焕然悦目，引人喜爱的色彩和构图，以应广大劳动人民希望生活幸福的心理。相反，那些病老死亡，令人沮丧不快的内容，甚至杀伤病药等字样，在过去年画中都很忌讳。例如“打渔杀家”的故事，题作《庆顶珠》；《全出西厢记》里，绝不画“小红娘问汤药”七折。而“窦娥冤”故事在年画里，竟无一幅反映，不仅是“冤”字犯讳，而且剧情太苦，不宜用年画方法来表现。综观上述道理，可以算作年画的特点之一。“四人帮”横行时，把“孔子杀少正卯”，狠批、狠斗之类的题目也用年画形式来表现，为他们纂党夺权作舆论，这样不顾广大人民传统爱好和欣赏习惯，不管什么题材内容都作为年画供农村社员新年去张贴，人家不会买，送都不要。
年画虽然有它的特点，但因为我国地广物博，各地风俗习尚不同，地理自然条件不一，因此，各地年画的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又都各具特色。南方气暖，河流较多，人们多弄船养蚕，北方地广风寒，性喜骑射打猎。故骆驼雪景的年画，南方少见，而龙舟竟渡、采桑养蚕的题材，北方也很希罕。但是像《老鼠嫁女》、《葫芦万代》以及门神、灶君等题材则无论南方或是北方，全国重点年画产地都有，而且，数百年来，流传在全国各地，吸引着大人小孩对它赏玩。
几幅民间年画
民间年画有近千年历史，其产地之广，行销之远，观众之多，是其他画种难以相比的。年画在形式上的特点，如构图饱满，色彩鲜艳，人物秀美，富有装饰性等，不能忽视，但更重要的是古版年画佳作中，往往班含着劳苦大众欲说而不能说的语言。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民间年画则又是劳动人民心里话的形象反映，它说出劳动人民梗在脚腔的话。因此，民间年画并非仅是春节时农民装饰粉墙土壁之物。
《老鼠嫁女》。《老鼠嫁女》也叫《老鼠娶亲》，是年画里的一个传统题材，这个题材在全国木版年画产区几乎都有。在民间不知再版了多少个世纪，从未绝版。为何群众对它那么喜爱？
《老鼠嫁女》的故事大意是这样的：
老鼠生了个女儿，女儿很美，老鼠十分疼爱，不愿把她嫁给庄稼汉，想找个有权势、什么都不怕的女婿。老鼠看到太阳最高贵，就对太阳说，把女儿嫁给你吧，你什么都不怕，伟大啊！太阳说：“不行， 一片云就把我遮投了。”老鼠想，云更伟大，对云说：“你做我女婿吧。”云回答说：“不行，我怕风。”老鼠又找风，风说：“我怕墙，墙一挡我就完了。”老鼠又找墙，墙说：“我怕老鼠打洞。”老鼠找来一只雄鼠，问：“你怕什么？”雄鼠说：“我就怕猫。”老鼠找到猫，猫说：“我什么都不怕。”老鼠就把女儿嫁给了猫。猫很爱她， 就放在肚子里了。
民间风俗将旧历正月二十五定为“填仓”日，这天老鼠娶亲（鲁迅在《狗、猫、鼠》一文中，说是正月十四日），夜里不准点灯。这一风俗的起因，是人们鉴于春节后正是老鼠繁殖季节，选定一天不点灯，为的是诱老鼠出洞，以便扑杀。“老鼠嫁女”年画不仅是点缀春节吉利的装饰品，也是一幅保护农产品，防鼠、除害的宣传画。
《葫芦万代》。旧年画中娃娃题材很多，其中常见的是：画一个胖男孩和葫芦连在一起，题作《葫芦万代》或《子孙绵长》。是借这一植物的蔓（万音）长、结匏多的寓意而来。这个画样在过去是最受欢迎的一幅。原因除了题目惬合人们的心意，适合春节张贴外，它还有一个卫生宣传的作用。据我国古代医书《珠囊隐诀》和《调燮类编》中，都记有葫芦藤煎汤，浴儿，可终身不生痘疮的验方。元• 瞿佑《四时宜忌》正月事宜里说：“元时四更时，取葫芦煎汤，浴小儿，终身不生痘疮。其藤须在八九月收藏。”可知年画与民间习俗的关系之密切。但旧年画此类娃题材是封建宗法观念的反映，不过画师开始创作这一题材的思想，是离意深刻的。
《门神画与灶君马》。门神画与灶君马是过去全国年画作坊里都有的两个画样，凡是有板门和柴灶的人家，无不粘贴以点缀新春。古时候，人们迷信鬼神，认为衣食住行、天地万物都有神灵主宰。汉蔡邕《独断》谈到“五祀之另铭为门、户、行、灶、中留……”，又说：岁末十二月“乃画茶、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但门神，灶君什么样儿，已无可考。汉墓出土的门壁上有武士装束的门卫，但并非神荼、郁垒门神。到了唐代，大门两扇画门神，先是从寺庙开始的，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说：“……大门扇画神，舒颜喜含笑，或为药叉像，执杖为防非……。”而《历代名画记》中，也曾记有：“开元观，杨廷光画门。”料想后来门神一个是善脸，一个黑脸，或是从印度佛教画像轨式中演变而来。门神中白脸者为秦琼， 黑脸者是尉迟恭，乃元朝以后的事（见元刻《三教搜神大全》）。明朝以后，门神画样更多，年画作坊常取小说故事中的人物充作门神。如燃灯道人、赵公明、马超、马岱、穆桂英、刘金定等，已渐渐失去了门神护宅之古意，而形式越来越图案化。当然还有人把它当作神灵来看待，不过明人嘲门神的诗文、戏曲并不少。解放后，不少美术工作者在继承传统门画的优点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如：刘永谦画的一对门画，一幅是解放军骑于马上，威风凛凛；一幅藏族战士全副武装骑马巡视，题作《保卫祖国，保卫边疆》。从1955年出版后，十多年来一直再版未断，可说是推陈出新，人民喜爱的好年画。
“灶君”又称“灶王”、“灶神”，早在战国时就已名著史册了（见《战国策》）。《庄子》达生篇注：“灶神其状如美女，着赤衣，名髻也。”其时还没有祭灶之说。汉武帝时，始有亲祀灶神的记载（见《史记•封禅书》）。《隋书》经籍志有：梁简文帝撰《灶经》十四卷，今已失传，难知灶经有无图像。灶君图像出现，始见于罗隐诗：“一盏清茶一缕烟，灶君皇帝上青天。”据记载，宋朝时街上到处都有印卖灶君纸马的，但实物从未发现。明清以后的灶君，不少流传于民间。从各地灶君的图像来看，和常人一样，只有衣装不同和坐在案前不动而已。而两旁的公鸡黄犬，蒸馍的灶台笼屉，和喂马做饭的人们，犹如一个小家庭。画面上首的“二十四节气表”，长时期来，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依据，所以要一年一换。今天还有印卖者，这一形式应认真研究。
《二月二，龙抬头》。古版年画里有一幅《二月二，龙抬头》，图中画穿龙袍、戴王冠风帽、嘴留胡须皇帝装扮的人，手扶着犁，作耕田状，有一戴乌纱帽的县官在前引牛，牛旁有文臣一手挽柳篓，一手撒种，一学士捻髯旁观，远处有皇后和宫人挑篮送饭，背景画远山丛林，寺塔城门。此图据画师徐少轩讲：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从小放牛出身，是个庄稼人， 娶妻马娘娘也是个爱劳动的农妇，后来朱当了皇帝，就大杀功臣，甚至和他从小放牛种地的弟兄，也一个不留，为的是提高他的权威，巩固他的专横制度。敢谏的大臣也都杀光了，后来就没人敢说话了。聪明的民间画工知道了皇帝乱杀人，大臣上书劝谏也不行，就画了一幅皇帝耕田，正宫送饭的画，讽喻朱元璋你别忘了本，你也赶过牛，马氏也送过饭，周围的将相都是你小时的好朋友。如果脱去你的袍罩靴帽，你和俺们庄稼人一个样。朱元璋是否看到这幅画，画师没有讲，但它反映了在长期封建统治下的农民，盼望有一位贤明的皇帝像画中那样，真的到田里尝尝劳动之苦，所以这个题材一直传了下来。画中还有一首诗：
二月二，龙抬头， 天子耕地臣赶牛。
正宫娘娘来送饭， 当朝大臣把种丢。
春耕夏耘率天下， 五谷丰登太平秋。
古人杳然不见面， 今日纸上又相逢。
这一题材的画样很多，有的题作《春耕麟田》。它反映了人们心目里的皇帝也是个人，不是什么神，只有亲自春耕夏耘才能率领天下， 不然难得“五谷丰登太平秋”的。
民间年画里蕴藏着人民的思想，人民的心里话，在封建专制时代难以说出来的话，年画却形象地表达了出来。
附录：近现代年画的收集与研究简述
古代年画不仅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珍品，而且是研究我国绘画史及年画发展规律的必要资料。同时也是研究我国民间风俗习惯及社会科学方面的形象佐证。过去年画资料的收集者不多。人们常常认为民间年画“难登大雅之堂”,将它排除于美术范畴之外。其次，木版年画发展到后期，作品多粗制滥造。在我国除了鲁迅外，要数郑振铎收集较多，张光字也收有一些神马(神马又叫甲马或纸马《天香录偶得》：“俗于纸上画神佛像而祭赛之，谓之甲马,以此纸为神佛凭依似乎马也。武林旧事》有印马作坊”)。北方有王振清、周士濬、于鹤年。后者以各地神马木刻为主，约二千多件，后转卖给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国外收集最早的是帝俄时代的大佐柯兹洛夫，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他就偷入我国境内以考古为名，盗走了大批文物,如南宋时期平阳(临汾)刻印的《四美图》、《义勇武安王位》等。此外，德国中国学院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法国中法汉学院的杜伯秋(J.P.Dubosc)，日本冈田伊三郎、泽村幸夫等，都收有我国木刻年画和神马。波兰的夏白龙(Wit-old Jablonski)和法国杜伯秋还将收走的我国木刻神马先后在华沙和巴黎等地公开展览。当时，国外人士收集我国木刻年画和神马，固然有的是为了介绍东方文化艺术，但不少人研究我国民间风俗习惯是为了传教布道进行文化渗透。例如: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天主教堂出版的《中国迷信之研究》,就是亨利·道尔(Hen-ri Dore)收集资料写出的。有的更是直接为帝国主义侵略而收集。如：1932年3月1日，成立伪满洲国后，日伪大搞所谓满蒙文化研究，设立日满文化协会。后来出版的《满洲之民艺》《满洲·北支民艺图选》以及《北支民俗志》等，其中不少年面是天津杨柳青和东丰台作坊印刷的。抗日战争后,更将上述两地之画版运至沈阳，充作满洲年画。像《康德七年灶君图》就是一例。但大量古代的珍贵年画,其中包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统治的重要资料，仍保留在我国各地人民手中。如解放后西安碑林里发现的那幅《东方朔盗桃》年画，绘刻年代不仅早于《四美图》一个世纪，而且是套色木版刷印。它证明我国木版年画在北宋时期已有较高的水平，同时也将我国套色印刷术的发明,推前了五个世纪。天津出现的刻有“隆庆壬申十月同州摹刻”字样的《寿星图》要比日本冈田氏收藏的万历二十年(公元1597年)时间上早二十五年。解放后，由于各地文化部门对年画艺术的重视和收集整理，新的珍贵资料不断发现,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远远超过外人所收藏。仅以产地来说，就有北京，上海，天津杨柳青，邯郸、大名、武强、宁河(以上河北省),苏州、无锡、南京、扬州、徐州、南通(以上江苏省),聊城、兖州、冠县、平度、堂邑、潍县(以上山东省),临汾、大同、运城、长治(以上山西省),阜阳、毫县、太和、宿县、歙县(以上安徽省)灵宝、开封朱仙镇(以上河南)汉中、长安县、凤翔、蒲城(以上陕西省),绵竹、梁平、夹江、成都(以上四川省),福建的漳州、泉州,江西的南昌、九江,浙江的杭州、绍兴,广东的佛山，湖北的汉阳、孝感，甘肃的天水和云南、贵州等地区都有数家或数十家作坊不等。根据“文化大革命”前的调查,好多地区的画版尚存当地，其中有艺术水平相当高的孤本原作。如《李闯王坐金銮》《刘提督镇守北宁图》《北京城百姓抢当铺》《女子自强》《白狼过秦川》以及太平天国的年画等，歌颂农民起义英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鼓励人民发奋图强力御外侮的佳作,先后在广东、陕西、山东、河北等年画产地出现。对民间年画资料确实应该进行广泛细致的收集整理工作。
民间年画列入美术研究的范围之内，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正式开始的,以前,虽然在北京、上海、天津、延安等地，都曾有年画专题的论述和讨论，但多是关于学习它的构图、色彩、风格、趣味等形式方面的东西。目的是有助于改良社会或推动新木刻运动的发展。如:辛亥革命前、彭翼仲在北京《京话日报》上著文提俱利用年形式“辅助教育”,随时加以改良。抗日战争前，鲁迅不断鼓励青年木刻工作者向民间花纸(年画)学习，还感慨木版年画的衰落。说：“及近年，则印绘花纸,且并为西法与俗工所夺;老鼠嫁女与静女拈花之图皆渺不复见。”(《集外集拾遗》419页)同时，上海左翼作家们也著文提倡年画可作救亡宣传。说：“年画是年节家庭中必有点缀品，妇老幼从这里可以得到不少知识，……。”(王次凡《为了救亡不能不强调大众化运动》)。抗日战争期间，延安木刻家们著文在报刊上展开了关于年画问题的讨论。有胡一川的《关于年画》,余律的《关于年画利用灶爷形式问题》，王朝闻的《年画的内容与形式》和江丰、胡一川、力群、王朝闻、古元、彦涵等同志的《关于新年画利用神像格式问题》,先后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1944-1945年间。此外，也有一些介绍民间年画现状的文章，如1936年谢宗陶在《河北月刊》发表的《说坊间年面》，1939年在沦陷区有徐燕苏的《年画》和王青芳的《普遍深入民间的木刻年画》等。抗日战争胜利后，北方的《一四七画报》《艺综》画报等,也都有短篇文章介绍民间年画的情况。但由于客观历史条件所限或主观原因，还没有进行比较系统地研究。在国外，还有不少具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可作参考。如日本黑田源次在《支那古版画图录》中撰写的《支那版画史概观》(苏州版)一节里，详述了苏州早期年画流入日本的情况,又谈到了苏州年画的特点及其受西洋画法影响等，柯兹洛夫收走的那幅《四美图》，先是发表在日本大正五年（1916年)《文艺》三月号上。1929年，日本那波利贞又在《支那学》五卷第一号上发表了《柯兹洛夫氏发现南宋时代版画美人图考》,更引起了人们对我国民间年画的注意。后来小野忠重著《支那版画丛考》一书，不仅涉及了苏州年画，还谈到了杨柳青年画。英国康帕富尔(E.Kaempier)收集我国桃花坞年面的材料，也是小野忠重介绍的。1941年春节，北京法国中法汉学研究所曾派人到杨柳青收集民间木版年画，但所获廖廖无几。因为当时我国年画爱好者已着手收集年画资料。
关于我国民间年画里的门神、灶君等神马的研究,抗日战争前，张光字首先将无锡的神马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一种”,介绍于上海画报上，后来不断有人著《灶神考》、《碧霞元君》、《门神和灶王神马》等，分别发表在《汉学》《民俗》等刊物上。解放前除法国亭利道尔著《中国迷信研究》外，还有杜伯秋著《中国民间画像》发表在法国《艺术与图面专业》杂志上。波兰夏白龙在华沙《阿加弟》杂志也发表过一篇《中国民间画像》文章。还有日本永尾龙造著《支那民俗志》,泽村辛夫著《支那民间神话》等等，都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我国民间木刻神马进行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文化部发出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某些流行门神画、 月份牌画灯类，新华艺术形式的地方，也应利用和改造这些形式。”此后，每年都有美术工作者到木蔽年画产地进行收集资料和研究与改造工作。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美术研究所不断派人到全国各地木版年画产区作考察，他们对大量资料进行分类、对比、分析、探讨、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四人帮”把扶植民间年画的工作，胡说成什么“打着抢救遗产、 挖掘传统等招牌，千方百计地破坏这一艺术。”更痛心的是，他们以“破四旧”为名，将古代民间画师绘刻的画版、原作都劈毁撕掉。使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创造的宝贵财富，惨遭绝灭性的浩劫。
（来源：《美术研究》198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