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年画保护问题的思索

王海霞

　　2006年11月3日，“中国木版年画保护与发展座谈会”在西安召开，这是在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陕西省文化厅联合主办的“首届全国木版年画联展”举办期间召开的，由来自全国的专家、年画保护单位负责人、年画艺人和相关单位文化官员和高校相关专业师生参加的座谈会。会后，专家们谈及一些年画保护中的迫切问题，引发了我的思索，对于目前传统年画保护中的一些问题，我谨提出一些看法，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和美术界的注意，对传统年画的保护提出高见。

　　传统年画作为遗产的文化价值一直没有被充分重视

　　传统年画(主要指木版年画)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绘画品类之一。它自有记载以来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广大民众最熟悉、最喜爱、使用最广泛的装饰艺术。它的题材包罗万象，真正是百科全书式地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无论从历史时限、流布地域的广度(除了西藏以外的全国各地都曾贴用年画)，还是题材的丰富性和文化的涉猎面上，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画种能与之媲美。在没有现代传媒和娱乐形式的千百年间，民众的道德教育和审美需求的满足就是靠年画这样的艺术形式。它承担了太多的民族文化的重负。这样一个画种，在现代社会中，在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衰落了，这固然是时代的必然，但是作为文化遗产，年画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我们需要了解它的价值，了解它给予过中国人怎样的精神享受和品德的教育作用，从而汲取其文化精华。传统年画中表现出来的传统美德和文化精神，至今都是我们极力提倡而收效甚微的。传统年画最重要的是有一种骨气，一种民族不屈不服的精神，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难的时刻，民间年画出现了大量的保家卫国、抗击侵略、反压迫、反军阀的题材。这一点是其他画种包括文人画在内所不具备的和达不到的。年画里的故事永远是教人从良向善、知荣辱、知孝道、懂做人道理的。而现在一些画家为金钱炒作，道德沦丧，社会责任缺失，更谈不上民族气节。他们的创作和做法与年画遗产相比，更加显出低落和鄙俗。我们提倡的八荣八耻的荣辱观念，实际上早在传统年画中就存在了。现在重新提出来，除了说明当今社会道德的缺失，人们需要补上荣辱观这一课外，还说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净化道德的力量和价值永远是不过时的。实际上，传统年画作为遗产的文化价值一直没有被我们充分重视。今天，我们重新考量传统文化的作用，不妨从年画这一文化遗产里寻找一些精神的救赎力量，要知道，传统年画里一直有一种民族自强的骨气，这是我们需要保护和传承的文化精神。

　　忘记或回避前辈的功劳，“做秀”、“摘桃子’、“抢滩占地”问题严重

　　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保护工作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其中之一就是忘记前人的功劳，在遗产保护的舞台上做秀和抢摘桃子。这次座谈会上，众多的专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为保护年画作出了贡献的前辈。这当中不仅有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从事保护和抢救工作地一大批前辈，还有50年代初期就收集年画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这样的专业单位。我们忘记或不提及他们不是无知就是有意回避。今天我们虽然需要高调的宣传，但不主张将保护工作变成个人的秀场，搞现场直播、有偿挂牌和搞劳民伤财的所谓会议乃至搞虚假的国际论坛，为个人造势，搞个人魅力展示，让当地百姓为其买单，把早就发现的年画老版子和作坊作为自已的首发仪式，好像只有现在才有人站出来保护似的，即无知又浅薄。另一个问题是在出版上“跑马占地”，也是保护工作中出现的一种不良事项，我们在20年前的《十部集成文艺志书》中漏掉了民间年画在内的民间美术了，这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但是，急于出成果，抢滩占地，把学术价值不高的东西拿来，以新充旧，甚至冒充遗产出版，又形成了新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一批年画遗产，要感谢那些默默地奉献和抢救年画的前辈们。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有有识之士开始了抢救和保护年画的工作，还有七十年如一日从事年画研究收藏的一批专家和艺人。正是有了这样一批人士的辛勤工作、无私奉献，我们才有机会在今天看到祖先留下的财富。我们对曾经为我们的年画保护和抢救作出贡献的老专家给予深切的缅怀和尊重，这其中有我们民族文化的旗帜——鲁迅先生，他曾收集了30余幅河南和湖南等地的年画，他对木刻版画的重视也源于他看到了民间“画纸”对于民众的教育作用。他借用民间的话“这是花纸，好看的”来分析美术的教育作用，认为美术有精神的实用功能。郑振铎、钟敬文先生也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也亲身参与了木版年画的收藏和抢救工作。苏州的文人世家顾工硕先生和其子在解放初期，收集了大批苏州和上海的老版年画并刷印保存，为苏州年画的保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惜苏州年画老版几乎全部毁于“文革”一炬。还有阿英先生的女儿也把父亲收藏的200多幅年画捐给了苏州年画博物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树村先生、史怡弓先生在50年代初期，就跑遍众多的年画产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收集了上千张传统年画。由上海赴台湾的娄子匡先生、四川的史维安先生等等，都是我们国家传统年画保护的先行者和令人起敬的前辈。

　　60年代后，又有一批值得提及的一批艺术家和民间艺人参与到了年画的保护和抢救工作中来，这其中有山东的叶又新先生、谢昌一先生、张殿英先生，西安的张茂才先生、王宁宇先生，河南的娄敬华先生、郭太运先生。陕西的邰怡先生，福建的颜文华先生等等。他们都为年画的抢救和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也有一批有识之士正在为年画的保护努力工作着，这其中有进入首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单位的管理领导和传承人，有一直守护并传承着家族手艺的年画世家的艺人。他们都在继续为年画的保护默默工作着，探索着。

　　在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我们需要辨识真正的遗产，明白怎样开展保护工作，还要做到不存私心，不捞取功名，不搞“运动”，对于“做秀”和“摘桃子”的做法要给予抵制和批评。

　　传承人的审美缺失和保护空间的失落是传统年画濒危的重要原因

　　我们在保护工作中，看到许多濒危的现象，如缺少传承人和政府资金支持。从进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年画产地看，12个产地的情况都不容乐观：陕西凤翔邰氏年画，是整个西北地区仅有的一户能够完整进行年画刻、印的作坊。福建漳州年画仅剩下颜氏一家，目前尚没有会刻版的家族传人。广东佛山的冯氏年画，也是整个佛山地区唯一一家能制作木版年画的作坊。至于重庆梁平年画，则仅剩下清代的十余幅作品，传承人正在培养之中，恢复工作艰难且缺少懂得美术专业的人士。

　　当今过春节，人们普遍贴用胶版印制的年画，木版年画在城乡广大地区已经绝迹，仅仅是艺术爱好者和收藏家的购买对象。年轻人对传统节日普遍淡漠，对洋节热衷，对春节中国人传统的敬祖、守岁、供灶王、接财神、贴年画、春联等习俗越来越陌生，等等。这固然是濒危的表现，但还属于表象的东西，是我们能够觉察和看到的，还有更重要的实质性的濒危问题值得我们思索，那就是传承人的审美缺失和保护空间的失落。

　　传承人素质的问题往往被技艺的传承问题所掩盖，如我们会关注这样的问题:会刻印年画的艺人少了，从事传统年画生产的作坊少了，懂得传统颜色泡制方法的人少了，等等。但是技艺的培养是问题的表面，是技术性的问题，传承人审美眼光的缺失和传统文化学养的缺欠才是濒危的根本问题。比如，有的艺人刻印的传统戏曲和历史题材、文学故事，其画面仅仅剩下光突突的几个人物，不仅不美，连传统的四时点景，表情心理、服饰要求、气韵笔法(刀功)的表现都不见踪影。为什么我们总是对老版子的年画情有独钟？为什么我们总觉得过去的东西有韵味？不是我们现在的技艺做得不好，而是审美眼光的缺失，是对传统艺术中人物形象表现的知识和艺术学养缺失。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传统的东西一直是被打击和改造的对象，所以我们对传统的真东西见得少，甚至摸不到，缺少创作参照上的“标准件”，不了解过去时代的审美标准和创作规则，缺少艺术的表现能力，如何能够以作品打动人心？传统的东西几千年了，规范和程式已经形成了，如“画诀”的要求等，我们不研究它。就不能吃透经典的要求，也就不可能了解传统年画的魅力所在了，常常是继承了传统的形而失去了传统的魂儿。而这一切都与传统文化的断裂不无关系，这种断裂是审美眼光的断裂，是审美取向和文化功底及传统学养的断裂。传承人素养的提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保护空间及条件的缺失是另一个濒危问题。

　　从年画存在的整体文化空间具体到我们的传统建筑已经消失殆尽，过去的武门神、文门神，后门神统统没有站脚的地方，灶台和井台没有了，神完不供或改变了，哪里还有神抵的居所。还有观念意识上的对已经或正在逝去的小农社会的产物的主动抛弃，使得传统年画这样的遗产从心理到习俗，从场所到装饰需求都没有了存在的空间了，难怪有专家说，如果政府不能以行政命令来禁止胶版年画的生产和对木版年画的侵害，传统年画就不具备被保护的条件，那样，我们只能去谈它的善终了。

　　在民间年画的保护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年俗的保护。民俗是民间年画生存的软环境，是年画赖以生存的心理和精神的基础。中国的春节是最重要的民间年画的保护载体，重视年俗的保护是当前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

　　新体制下如何保护作为小农经济产物的传统年画

　　我们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在一个新的体制下去保护过去旧体制下的产物，这也是所有保护工作遇到的问题。传统年画的历史这样悠久，其内容和题材都是过去的小农经济时代的生活反映，也是当时的时代生活的反映。我们说年画是满足劳动者生活和精神需求的，我们今天也有同样的需求，但用旧的年画形式反映新体制的生活内容如何呢？在新体制下保护另一个时代的产物如何做呢？这涉及到了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的问题，也是年画和其他民间艺术保护中争议最大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这次座谈会上，专家和保护单位的同志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一种观点就是传统的东西不能动，就是要原汁原味的保留，因为在这方面有过失败的例子，解放后一直存在以行政命令手段改造旧年画的做法，如让年画艺人将仕女改为“离婚自由”、把土地爷改为民兵形象，宣传计划生育、抓特务、阶级斗争等等，事实证明至少艺术上是失败的。王宁宇先生的发言提到，他曾经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试图创作新年画，把刘海戏蝉改版，但发现无论如何都不如旧的好看。这使他想到，老版子的东西是不好随意改动的，这是小农经济下的一整套文化，保护就不能随意创新。苏州的同志发言，认为年画的保护不能停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是化石了，创新是关键。王斌则认为保护工作应该是遵循保存资料、保护技艺和保存活力的三个原则，须从人、财、力三个方面加以保护，需要保护空间、保护的必要设施和传承人。传承人带徒弟的过程中需参与四个环节，就是复制古版、出版画册，参与推广和市场销售。在产业化问题上，需将产品和作品分开考虑，保护是事业，针对的是作品，而开发是产业，针对的是产品，产业要依托事业，依托文化品牌。广东和河北的同志都谈到了在年画产品开发上的尝试工作，比如，主动走出作坊，进校园宣传年画，用年画形式搞纪念品的设计、旅游产品的设计，突破原有的张贴方式、印刷方式(山东潍坊的张殿英先生创作的32米农家乐长卷以无接缝套印方式制成，拓展了年画的印制技艺)，甚至材料等等。而以年画的元素来设计新的装饰品和产品，也是正在探索之中的事。

　　在保护工作中，我们都认识到了保护与创新的重要性，但更主要的是如何去做，专家的主张更倾向于保护慎谈发展，就要原汁原味“原生态”，而工作在保护单位的同志则认为保护要靠自己造血，要发展，要创新，要有经济效益。而目前带来的问题是，市场上随着保护老版子声音的加大，假的老版子出现了:一方面是艺人无意在翻刻老版子时将当时的年号也刻进新版，若干年后就被当成了文物(尤其是被国外买去的这类版子)。一方面就是文物贩子介入造假，先放风说某处发现了老版子，然后将“老版子”取出来当作真东西卖。这也是某些“老的就是好的”倾向带来的新问题。

　　我与日本的染织家石井女士谈过关于保护传统手艺作品的问题，她说，在日本有一种由政府执行的遗产保护方法，就是授权遗产保护者使用一种保护标识，这个标识的使用者生产的作品必须要完全遵循100前甚至更早的制作技艺和材料，不能做任何更改。比如一件刺绣，手工的原创作品可能与机器仿制的丝毫不差，但是价格相差100倍，凭的就是这个保护标识。联想到去年夏天我作为评委参加商务部中国老字号标识评定的事情，昨天得知，这个标识已经颁布了，首批认定的67家老字号品牌商品(有相应的认定原则)由商务部统一颁发这一标识的铜牌，政府还拿出4800万元奖励资金作为支持，今后还会有其他方面的扶持政策。我们的文化保护工作是否可以参照一下这一做法呢？当然非物质遗产保护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是远比老字号品牌产品保护复杂的事，也是需要更多的学者、专家和参与保护工作的管理工作者共同努力探讨的事。

　　以上四个问题，是我参与保护工作和从事民间美术研究中遇到和思索的几个问题。也是我认为需要尽早解决的问题。当然，还有更多的问题会随着保护工作的展开呈现出来，我希望我们能够平和地面对、慎重地决策、稳妥地解决。

　　（来源：《美术观察》2007年第3期，作者王海霞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