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概况

　　年画艺术发展到宋代，可谓正式形成。一是因为有宋代手工业、商业的发达和都市的繁荣与市民文化的抬头等外部条件；二是因为有其本身艺术水平日益成熟的内部条件。

　　宋代的年画泛称“纸画”或“纸画儿”，有版印和手绘两种。版印年画主要题材有门神及门画、灶王马、钟馗、桃符、春牌等。这类年画在使用上都是一年一换，而且粘贴在居室的固定位置上，其艺术形象基本定型，历代虽有变化而大同小异，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后。手工绘制的年画内容主要是描写乡村世俗生活，着重反映农家喜庆丰收、合家欢乐或村童嬉戏的场面。主要题材有“村田乐”、娃娃画等。由于这类作品深受欢迎而绘制速度较慢，于是，刘宗道等民间艺人便创造出“底样”摹拓法，用一份手稿摹拓数百份画，上市出售。这种底样摹拓技法，在清末苏州、绵竹、杨柳青画坊里，仍一直流传着。

　　宋代年画的题材，除上述神像纸马类及娃娃画外，还有戏曲、杂技等，如现今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眼药酸》、《宋杂剧演出图》，当为民间画工于现场演出时摹写。这两幅传世佳品，是宋代年画艺术现实主义特色的集中反映。

　　宋代的门神已有了文官（朝臣）门神的画像。而门神的别称“门丞”两字，也出现在宋代。从考古发现的宋墓砖刻画上看，当时门画还出现了妇女、美人的形象，成为后世“加官进禄”、“仙女美人”等内室门画的雏形。

　　辽、金、元三朝均为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组建的封建王朝。它们在与宋朝军事对峙的同时，不断汲取先进的汉文化，加速自身变游牧为农耕的封建化进程，对北方年画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辽代是我国套色印刷术产生的时代。

　　金代年画题材中，除门神为勇猛武士状与南宋相似外，史载中的《稼穑图》与宋代《耕织图》、《蚕织图》，在题材内容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其微妙关系引人注目。传世的金代年画珍品《四美图》等在世界版画艺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元朝曾是一个地跨欧亚的强大帝国。元代统治者靠武力统一中国后，很快就为封建文化所征服，在汉化的道路上迅速前进。元曲是元朝文化发展的高潮，对戏出年画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元代年画中，“村田乐”之类的传统题材大多沿袭宋、金模式，自身变化不大。门神除承袭金代武装勇士外，还有道教以神君门神，验证了汉唐以来道教与民间年画的宗教题材兼容关系，门画中“四公子”题材为元代之首创。

　　元代的《九九消寒图》当属历画的范畴，它与记载中的宋代“壁上图”、“台历”之类，有着形式内容上的相似之处，可推测历画产生于宋代，惜实物资料今不存，难以下定论。

世俗生活与年画

　　北宋初年，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年画艺术的形成，得益于当时这样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瓦舍也称为瓦肆，是宋代开封城里当时劳动大众的游乐场所，歌舞杂技、木偶皮影等皆集中于此，瓦舍因此被认为是城市平民所喜爱的文艺娱乐场所，那里的民间文艺丰富多彩，绝技惊人，当时市井所能观赏到的绘画，不仅有李成等时人所作，还有不少历代名人画。

　　在南宋国都临安（今杭州），据《梦粱录》记载：“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这就是后世民间年画中“丈画”的早期范例，也是宫廷对民间文化推进的事例。

　　宋代开封城内卖画市场到处可见。市场的繁荣与“纸画”数量之多，表明了年画作品已不再是单纯的宗教崇拜物，而是先作为商品和装饰物在卖画市场上出现，这是年画艺术形成的标志之一。“纸画”数量众多是雕版印刷普及的结果，也反映了年画需求量大，已开始成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苏汉臣的《货郎图》、《五瑞图》，李嵩的《岁朝图》，陈坦的《村学图》以及佚名画师作的《百子戏春图》、《戏婴图》、《大傩图》、《闲忙图》、《九阳启泰图》等作品的题材内容，业已朝着反映人民生活和社会现实、表达劳动大众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所需的方向发展，因而博得广大民众的喜爱。

北宋 苏汉臣《货郎图》

宋代的年画行货

　　宋代绘制的门神门画，今已不存。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是墓室或寺庙塔座残留之门画。但据其形象，再参照文献资料记载，可以看到门神题材的民间年画在宋代已有很大发展。

　　较为完整而艺术水平相当高的墓室门画，是甘肃东部临洮县宋墓出土的门画砖刻。临洮宋墓出土的砖刻画中，还有两对美人。其中一对为一人手捧食盒，另一个两手相握；另一对为一人怀抱铜镜，另一人手举圆盘。这是后来门画中的“加官进（晋）禄”、“仙女美人”等题材的内室门画之形式。

宋代 甘肃临洮 砖雕 甲胄门神

　　宋代武装守门卫户的门神处处可见，值得注意的是，门神已有“诸般大小”等不同尺幅者。此外，宋代门画题材又有了“文官门神”。

　　钟馗画是宋代作坊行货中的“热门货”，其题材由于民间画工的巧妙构思而大为增加。

　　宋代钟馗不仅为民众普遍敬崇，也为民间画工所喜欢。民间画工遂创新了许多关于钟馗的题材，成为后来民间年画中的《钟馗嫁妹》、《恨福来迟》、《盼子得子》（钟馗在民间又称判子，借用其谐音成“盼子”之意)等题材之开端。

　　宋代印绘“纸马”十分盛行，并且焚化纸马已成为民俗活动中敬奉释道及民间众神的一项重要内容。《东京梦华录》记述了北宋时的纸马铺所刷印的纸马和售卖的其他品类的情形。

　　宋室南渡后，江浙一带人民对钟馗、门神、纸马等需要量不断增多。新年时，除了一部分画工绘刻门神等年画外，纸马铺也刷印年画以供市民所需。自古民俗中，农历五月被视作“毒月”，因天气转热，时疫流行，至今此类纸马仍有存世者。两宋时期雕印较多的是门神、钟馗、桃符之类的逐邪避凶之题材，其次则是《尊胜目连经》等纸马。

金代的《稼穑图》与《四美图》

　　金受汉文化之濡染较辽迟，但要求颇为殷切。各为皇帝多珍惜汉族传统文化并认真学习，故接受汉文化程度较速。

　　《稼穑图》属于“耕织图”题材。早在南宋初年，浙江於潜县令楼踌曾向宋高宗赵构进献《耕织图》，高宗命翰林图画院临摹。可以推想北方木版年画中的《庄稼忙》、《男十忙》、《丰年吉庆》等题材之作，多与金主习汉人文化，重耕织民生有关。

天津杨柳青 庄稼忙 

　　山西平阳、解县一带是金代雕版印刷中心，不少佛经（如《金藏》）、文集注解（如《尚书注疏》、《萧闲老人明秀集注》、《庄子全解》）等，皆刊印于晋南一带，同时还出现了雕版印制年画、纸马神像的“姬家”、“徐家”等名号。

　　金代印刻的年画佳作中，《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俗称《四美图》）首屈一指。该图纵高57厘米，横宽32．5厘米。图中画汉代赵飞燕和王昭君居中，右方为晋代美人绿珠，左方持扇者是东汉史学家班姬。四人衣装华丽，容貌秀美，后有玉石雕栏，刻画精致。栏杆外，庭石青碧，牡丹放香，仿佛四个不同时代的美人才女徐步漫游于后宫苑囿。人物神情自若，意态悠闲，传神之妙，难以形容。绘刻似琴弦描，柔韧匀细，极见功力。图上刻有鸾凤缠蔓花纹天头及“掠燕带”，地头亦刻满缠蔓图案花纹，仿绫锦装裱形式而无画轴。图上除刻有“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标题外，图中还刻有“平阳姬家雕印”一行小字于方框中。据考证当是金承安年间(1196—1200)山西临汾姬家版印。此外，金代还有“平阳徐家印”的《义勇武安王位》和《增福相公》等图，其题材近似纸马神像，同属罕见珍品。

　　《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及其他一些金代平阳刻印的线版年画和佛经佛画精品，现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中，被世人认为是世界最早的民间版画(年画)。

　　自北宋形成的我国民间年画艺术，约在13世纪后期，随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而渐向全国推广，成为人们民俗生活中点缀年华不可缺少之物。

元代的《耕织图》

　　元代，随着全国的统一，南北两大年画艺术区域又逐渐融合为一体，年画艺术也就成为全国民众世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年画的显著特点是永恒题材《耕织图》和新的门画题材《四公子》画普遍出现。

　　中国以农业立国，历史上，各朝代统治者皆重视田家耕种、农妇养蚕织帛之事。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大事，不仅是历代制定政治、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艺术家讴歌的永恒题材。反映男耕女织的《耕织图》虽然自宋代起，就已在年画艺术中出现，但在元代，却有其特殊的意义。

　　以男耕女织为题材的《耕织图》，创始于宋代。有关宋元时耕织图情况，详见于元代虞集的《道园学古录》。从中可以得悉民间年画中的《蚕桑图》、《男十忙》等图的来历，及《耕织图》成为年画里的一个永恒题材之缘故。宋元以来《耕织图》乃是随处可见之风俗画，画家、画工皆善于此一题材。

陕西凤翔 男十忙

　　这些耕织题材画不仅描写农家耕种、绩麻之事，也叙述了当时北方的世风民俗，正是后来民间年画中之《大过新年》、《合家欢庆》等风俗画之稿本。此外，农桑图中反映的民俗活动也很可贵，可供民俗研究者参考。画中祝福庆寿和同庆丰年的欢乐情景，还成为后来木版年画常见的吉祥题材，且至今仍被画家选作年画创作之题材。

　　元代《货郎图》画一货郎儿，满载各种生活用物及儿童玩具等于一车，取材内容与传为南宋苏汉臣所作的《货郎图》轴，大致相似，是属于描写世俗生活的旧样。《春景戏婴图》画庭内梅花盛开，厅前廊榭下七个儿童衣装华丽，在敲锣、击鼓、吹喇叭的音乐中跳跃起舞、欢欣游戏的场面。《三元报喜》同是画儿童们嬉戏之景，而题目取吉祥瑞庆之义。

山东潍坊 三元报喜

　　元代刻印的纸马实物现存不多，今搜集到的有《四方进宝》、《财库之门》、《进宝图》等。《四方进宝》画一头壮骆驼，驼峰上驮一聚宝盆，盆中珠宝光焰上射。骆驼之旁，有头戴皮盔，身着圆领袍褂，形貌奇古者六人，有如少数民族。绘刻风格仿佛《事林广记》插图，浑厚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