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份牌 江苏桃花坞 民国

　　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后，中国社会发生极大变化。显著的一点是：中国屡遭外国的欺侮，每次反抗战争失败后，割地赔款，开辟租界，缩小了祖国版图，加重了农民负担。因此引起了农民起义和反抗帝国主义者侵略战争。晚清的民间年画特点，恰好反映了这一时人民发奋图强，力御外侮的精神。如《法人求和》、《捉拿倭、俄奸正法》、《炮打日本国》、《小儿怒》、《女子爱国》等。反映农民起义的，如太平天国《张嘉祥投降巧刺馆维》，义和团反帝的《炮打西什库》等等。此外也有些介绍西方民俗风情的，如《外国人做亲》、《法界马路图》等。这些描写现实社会和时事战争、反帝侵略战争的年画，在当时确实起了唤起人民觉醒，促进了反抗清朝腐朽统治作用，又为推进辛亥革命作宣传，形成了其他画种所难有的特色，也为中国绘画史增加了新的篇章。

　　当时在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下，城乡弃农经商的地主大户不断涌向新开辟的商埠，买卖财富，发财还家的年画大量出现。如民国初年山东潍坊印刻的《人财两旺》、《黄金万两》、《元宝成山》都说明了发财致富的思想要求，它代替了过去《五谷丰登》、《渔家欢乐》等画题材。此时人民大众喜爱的通俗小说和神话与传说人物的题材，仍是年画作坊不断翻刻的画样，如《三国演义》、《杨家将》、《说岳全传》以及《麟麟送子》、《群仙祝寿》、《三星高照》等，各地年画中都曾反复出现。东南沿海一带的人们，曾随船漂洋过海到域外经商谋生，但他们并未隔断故土乡情。为了使海外侨胞新年与故乡亲友共度良辰，广东佛山、潮州、福建泉州、漳州、广西南宁等地区的年画店，印制了具有乡土民俗气息的“纸马” (功德纸)，供当地和海外同胞新年时祛灾迎福、焚化祈福之用。它虽然在过去曾作为一种焚化或弃置在路头桥旁的祛灾之物，但仍不失其为过年时出现的木刻版画之品类。像广西南宁的《驱邪获福之巫符》，广东佛山《接引贵人符》等，图上的人物形象，都具地方民族特色。尤其是云南大理一带白族新年时贴用的灶王，如《东厨司命九巫灶君》，不仅人物衣着和当地袍服一样，而形象也如当地人朴实善良。民间木版年画里的这类品种，因被划归在迷信品中，而且多被祀神祈拜后焚化，故很难收集到，这就使得民俗研究和版画史家非常珍视它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的封建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选举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全国各地同胞无不欢欣鼓舞。反映这次重大变革的辛亥革命年画，陆续在各地作坊绘刻印行。如福建漳州刻印的《革命大戏武昌城》，苏州桃花坞彩印的《上海通商庆贺总统万岁》，山东平度刻印的《炮打南京》，安徽芜湖刻印的《民国军女大元帅攻打北京》，天津杨柳青印绘的《五族共和，南北统一》等，都是歌颂这一次革命推翻了数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很有时代气息和历史价值的珍品。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接着又有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以及日、德在我国青岛开战……这些社会不安，人民涂炭的国家大事，在各地民间年画中，一一刻画出来，它充分体现了民间木刻年画艺术的高贵价值。辛亥革命前，曾有进步人士彭翼仲在《京话报》上提倡年画改良，主张刊印些维新思想内容的年画；辛亥革命后，直隶巡按使天津教育司以石印油墨印刷方法，印制了一些“改良年画”。有《破除迷信》、《阿豺》(教育人民团结对敌)、《信实》等二十多种。从此天津开始有了石印年画出现。

　　这类石印年画的题材，全都是从木版年画中汲取而来，但开幅较小，售价亦廉，在当时农村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的情况下，木版年画市场渐被廉价的石印年画占领，各地木版年画作坊惟有刷印门神、灶王等，以应新年时民间风俗点缀年华之需。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农村在敌人炮火下，大部分已化为焦土，千百年发展下来的民间木版年画艺术，到此已奄奄一息。继之而起的是抗日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的美术家们，他们为了祖国早日恢复光明，配合抗日军民刻绘了不少鼓舞战士的年画。如韩尚义、彦涵等刻的《抗战门神》等等，为今天新年画并辟了一条新路。

　　在年画的搜集和研究方面，国外收集中国民间年画及纸马等艺术并编印成册者，以英国1800年出版的《中国风俗画》为最早。可知国外早有对中国木版年画之类的民俗艺术感兴趣并著书立说者。

　　清末，荷兰学者德格鲁特（J. J. M. de Groot）曾受荷兰政府派遣，到我国福建厦门考察。此间，他收集了一些民俗版画、纸马（祃）等，于光绪十二年(1886)在巴黎勒如书店出版了《厦门历年时节》一书。

　　民国初年(1911年)法国人亨利·道尔(Henri Dore)收集了大量中国纸马神像，编成十八册插图本《中国迷信之研究》，由上海天主教堂出版。1922年沙畹《中国美术中祈愿之表现》一书在巴黎保萨书店出版。

　　俄国人阿列克谢耶夫收集中国年画中的吉祥神话，编著成《财神》一书，于1928年在英国伦敦出版，英文书名为Chinese Gods of Wealth。

　　上海别发书店在1932年出版了文纳的《中国神话辞典》一书。1940年上海别发书店又出版了美国人戴恩《中国农民之信仰》。

　　此外，法国人马伯乐《中国近代之神话》，法国人杜伯秋《中国民间画像》和波兰人夏白龙(Witold Jablonski)《中国民间画像》等，分别发表在国外丛刊杂志上。

　　在日本帝国刺刀下成立的伪满洲帝国大搞所谓满蒙文化研究，设立日满文化协会，后来出版了一些专著，其中涉及年画艺术的有：昭和十五年(1940)永尾龙造著《支那民俗志》、昭和十六年泽村幸夫著《支那民间的神话》和昭和十八年本山桂川著《满洲的民艺》等，上述诸书皆有中国门神及其他纸马神像，但人民大众点缀新春的木版年画，则寥寥无几。它反映了那时研究中国民间年画者，大都是为了宗教宣传，或别有用心、分化中国之企图，故多搜集中国神像纸马类的俗信之物，很少有传统木版年画图册出版。

　　昭和七年(1932)日本美术研究所出版的《支那古版画图录》和《世界美术全集》别卷中，收有大量中国苏州桃花坞年画。

　　北京法文图书馆于1935年出版的《中国戏谈》，每册书中附有天津杨柳青戴廉增精印戏出年画五幅，但皆非中国民间年画专籍。

　　国内出版物主要散见于各期刊杂志。如1936年《河北月刊》上谢宗陶的《说坊间年画》；《立言画报》第十七期画家胡佩衡的《道光年间的年画》；第四十三期画家徐燕孙的《年画》以及王青芳在《大阪每日》发表的《普通深入民间的年画》；1948年《一四七画报》上凌志的《杨柳青年画》；《艺综》杂志上程实的《漫谈年画》等。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下，不可能出版年画之类的民间艺术图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