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至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丝织业快速发展的时期，丝绸产量大幅度增加。

　　汉代的统治者以“农桑为本”，鼓励百姓种植桑麻，轻徭薄赋，这一政策复苏了汉代经济，使得家庭丝织业逐渐成为农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蚕桑丝织产区明显扩大。秦汉时期，北方的山东、河南、河北是主要的丝织品供应区。伴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四川成都地区的丝绸业得以发展，织锦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有“蜀之锦绣，妙绝天下”之美称；江南地区的丝绸业经过东吴政权和南朝政府的经营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使江南成为全国重要的丝绸产区，为唐代中期以后江南丝织业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图9）

　　在丝绸技术方面，斜织机、卧机、多综多蹑机以及低花本提花机等新式织机的发明和应用，不仅提高了丝绸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也丰富了丝织物的种类。江苏、山东、成都等地均出土过刻有斜织机的画像石，这种织机较原始织机操作时更加便捷省力，结构灵巧，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图10）三国曹魏时期的马钧在多综多蹑机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简化，操作上更加便捷省力，为新花色品种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图10 纺织画像石，东汉，江苏铜山洪楼出土

　　从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可看出，锦、罗、绮、轻纱、绉、縠、绸、绫、绢、刺绣等丝织品种都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特别是织锦，不仅结构复杂，而且纹样、色彩都极具表现力，反映了当时的提花技术已达到极高水平。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织锦、尼雅古墓出土的东汉时期的“五星出东方大利中国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北朝时期出现平纹纬锦，标志着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丝织物新特点。（图11、12、13）在艺术风格上，由于当时人们对神仙世界的向往，以各种祥禽瑞兽、神仙灵异为主体的云气纹颇为流行，形成一种绮丽迷幻的仙境氛围。南北朝时期，受到西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继佛教思想传入等影响，丝绸纹样显示出多民族融合与多元文化碰撞的特点。丝绸纹样中出现了来自中亚、西亚的各种动物、神祗与人物、植物等。在构图方式上，出现了全新的联珠纹样，特别是北朝后期逐渐增多的联珠动物纹样，成为隋和唐前期中国丝绸中最重要的装饰题材。（图14、15）。

 图11 龙纹纬锦，汉晋，新疆尉犁营盘出土

图12 汉晋绮地锁绣局部 

图13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 

 图14 龟甲忍冬纹刺绣边饰，北魏，甘肃敦煌莫高窟出土

图15 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北朝—隋，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 

　　文献史料方面，发达的丝绸业对文字的影响从当时非常普及的西汉学童的识字读物《急就篇》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有明确的反映。《急就篇》中，记录的丝织品名称有10多种，色彩的名称有20多种；《说文解字》中，“糸”旁的字共有267个，纺织品色彩的名称有39种。说明汉代丝绸业的发达与在民间的普及，以及染色后的丝绸已作为色谱的名称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图16）北朝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问世，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业科学著作，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科学著作之一，其中它对北方地区的蚕桑养殖技术和丝绸染色技术作了详尽描述。

图16 《说文解字》，汉，许慎著

　　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横亘欧亚大陆的丝绸贸易通道。 “丝绸之路”沿途出土的大量汉代丝绸织物就是当时贸易繁荣的物证。作为蚕丝织物的发源地，从史前到汉代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生产丝绸的国家。以致罗马人称呼古代中国为“赛里斯”（Seres），出产谜一般的丝绸。自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的蚕种与丝绸生产技术开始外传，相继传播到西域、中亚和欧洲，为世界的蚕丝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图17）

图17 汉代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