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发达的手工业和尚文重理的文化氛围，使得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得到充分地物化，思想精致的光芒降临到物质之上，形成了宋代丝绸精雅的面貌。元代统治中国不足百年，但是它结束了宋、金、西夏分裂对峙的局面，重新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为经济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元代丝绸的文化具有多文化融合的特点。

　　北宋丝绸生产以黄河流域、江南地区和四川地区为重要产区。北方的“北绢”、“东绢”颇负盛名，曾被辽金强行索要。南宋以后，北方地区的丝绸生产逐渐衰落，江南地区丝绸生产占绝对优势，浙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丝绸之府”。四川依靠传统优势，仍承担了大部分锦、绮等高档丝织品的生产。元代植棉纺织的广泛传播和迅猛发展也使得桑蚕业产区趋于集中。（图25）

图25 元代蚕业区域分布图

　　宋元的官营织造机构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代表了当时丝绸生产的最高标准，集中了全国各地区的大批优秀工匠，征调蚕丝原料，进行空前规模的大生产。此外，江南民间丝织业也有较大发展，杭州、平江（今苏州）、集庆（今南京）是民间丝织品的主要产地，以丝织品为业的生产兼贸易集镇也逐渐兴盛起来，湖州的丝、嘉兴的绢已经闻名全国。

　　宋元的丝绸生产技术日渐成熟，形成了一整套从栽桑、养蚕至牵经、络纬、上机织造的技术体系。其中，发展较为典型的工艺是印花手绘和刺绣技术。丝绸直接印花与手绘工艺较为发达，有凸版印花和镂空版印花两种类型，手绘装饰流行一时，主要形式有线描、线描填彩和彩绘等；（图26）刺绣技艺在宋代更是达到了后世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宋绣从针法上可分为平绣和钉线绣两大类，此外还有补绣等特殊绣种。著名的南宋古墓黄昇墓出土的绣品多样，是极珍贵的一批刺绣技法完整的南宋绣品，共十余种针法。生产工具已有脚踏缫车、高楼提花绫机、罗机等，为明清丝绸生产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图27、28）

图26 双虎纹印花绢，南宋，福建福州黄昇墓出土

 图27 缂丝莲塘乳鸭，南宋朱克柔，上海博物馆藏

 图28 钉金绣盘凤，辽，私人收藏

　　宋元丝绸品种十分丰富。其一，织锦类产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纬锦已成为织锦的主要形式，辽式纬锦是其中的主流。织金技术被广泛应用，元代统治者游牧民族的审美好尚，特别喜爱将金线织入锦缎的织金锦，使织金锦成为元代最重要的丝绸品种。织金锦可分为两大类：纳石失和金段子。其中，纳石失数量较少，但档次更高，且织造者多有伊斯兰背景，几乎成为元代皇家丝绸的象征，（图29）而金段子更多地继承了汉文化传统。其二，来自西域的缂丝传入内地后与宋朝盛行的书画之风结合，出现了沈子番、朱克柔等名家，发展出摹缂书画作品的缂丝艺术品，并向缂织帝王御容、佛像和服饰领域发展。其三，缎纹织物光滑、亮泽、柔软，备受推崇，而得到长足发展。此外，绫、绮类产品大量生产，纱、罗、绉类品种也备受推崇。

图29 鹰纹织金锦，元，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丝绸纹样中，植物类题材兴起，改变了此前以动物纹样为主体的格局。几何纹样的诸多变化形式，也是历史少见的。最普遍的几何纹样为“琐文”，是宋式织锦的代表纹样。反映游牧民族狩猎活动的“春水秋山”纹样，则是体现了辽、金丝绸中鲜明的北方民族特点。元代的丝绸纹样繁密富丽，很多如帝王专用的双角五爪龙、八宝、吉祥纹样和满池娇等都对明清丝绸产生了重要影响。（图30）

图30 紫地罗花鸟纹刺绣夹衫满池娇

　　宋元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涌现出一批关于蚕丝生产的专著，如宋代的陈旉《农书》、秦观《蚕书》和楼璹的《耕织图》、元代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图31）、薛景石《梓人遗制》（图32）和刘基《多能鄙事》等。其中，南宋楼璹的《耕织图》及其配诗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当时耕织生产的整个工艺过程，为研究宋代丝绸生产技术提供了极好的材料。（图33）

 图31 《农书》中的南缫车和北缫车，元，王祯

图32 《梓人遗制》中的立机子，元，薛景石 

图33 《耕织图》中的提花织机，南宋，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北宋时期辽与西夏的掣肘，汉唐时期极盛一时的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海上“丝绸之路”几乎成为宋代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政府设立市舶司，管领海商，东至朝鲜、日本，南至南洋、印度，西至波斯、阿拉伯等国，都有商业往来，海外贸易十分发达。元代重新开通了“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贸易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大部分丝绸是通过海路输出的。中国的生丝与丝绸“丝绸之路”输往世界各地，尤其对日本、朝鲜等国的丝绸业产生了很大影响。